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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聊城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聊政发〔2010〕17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聊城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九月二十日

聊城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农村公共供水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维护供用水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保障广大农民群众饮水安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山东省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共供水，是指我市范围内利用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农村居民和单位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的活动。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公共供水规划、建设、经营、使用、管理及其他相关活动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农村公共供水应当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一规划、安全卫生和节约用水的原则，统筹水资源，实行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逐步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第五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共供水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农村公共供水事业发展，保障农村公共供水工程长效运行。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共供水工作的协调和指导。　
第六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共供水的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其所属的农村公共供水管理机构承担。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建设、农业、卫生、环境保护、物价、审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与农村公共供水管理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农村供水用水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为节约用水和安全供水提供技术支持。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用水、保护农村公共供水水源、供水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义务，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破坏或者损坏供水水源、供水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违法行为。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资源综合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农村公共供水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编制农村公共供水发展规划，应当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提高供水工程规模效益。
经批准的农村公共供水发展规划需要修改的，应当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和备案。
第十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实施方案等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咨询单位评审后，方可按照有关规定报相关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严格执行和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供水工程使用的管材和设施设备等，应当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按照有关规定需要进行招标的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应当依法进行招标，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工程招标过程进行监督。
第十二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建设用地作为公益性项目建设用地统一纳入当地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应当优先安排；占用农用地的，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和使用手续。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应当符合当地农村公共供水发展规划，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批准手续后，方可建设。
第十四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采取政府投资、群众筹资筹劳和社会投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建设。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农村公共供水事业。
第十五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村内部分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在遵循村民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下筹资筹劳，工程入户部分，由村民自行筹资，工程建设应由建设单位统一实施。
第十六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建设监理制、招标投标制和合同管理制。工程建设单位要严把质量关，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和监督机制，实行质量终身负责制。
第十七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竣工后，应当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工程建设内容符合设计要求，工程档案资料符合国家和地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定，竣工报告、竣工决算等文件齐全，工程建设单位自验合格后，方可向有关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县及以下出资建设的工程，应向当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
使用国家或省市补助资金的工程，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初验合格后，向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验收规定、规程，会同有关部门或组织专家验收。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八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项目验收合格后，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清产核资，明晰工程产权，并办理资产交接手续。
第十九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汇集整理工程资料，建立工程档案，并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将工程档案资料报送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章 供水管理

第二十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所有权：
（一）由政府投资建设的供水工程，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二）由集体筹资筹劳为主、政府依法予以补助建设的供水工程，其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三）由个人（企业）投资为主、政府依法予以补助，或者以股份制形式投资建设的供水工程，其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
第二十一条 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供水工程产权制度改革，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灵活多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承包、租赁、拍卖等所得款项，应在各级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设立专户，专款专用，用于当地农村公共供水事业发展。
第二十二条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可以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由所有权人确定经营模式和经营者（以下统称供水单位）。供水单位依法自主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第二十三条 供水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供水水源；
（二）有符合设计要求的供水设施；
（三）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四）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五）有合格的从业人员；
（六）有保证安全、稳定供水的规章制度；
(七) 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已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八）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供水单位应当在实施供水1个月前，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供水单位必须制定设备、设施运行及人身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岗位责任制，以及相关的安全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氯库、加氯和加药车间的设施应符合有关安全规定，并有必要的安全防范和泄漏处置措施。
第二十五条 供水单位要接受水利、卫生、物价、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接受用水户和社会的监督、质询和评议。
第二十六条 供水单位应当优先保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及其他用水。
第二十七条 供水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供水设施的正常运转，定期进行检查维修，确保正常供水。在进行供水工程施工和正常的检查维修、临时故障检修时，各有关部门、用水户应密切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故干扰、阻拦。
因工程施工、维修等确需停止供水时，供水单位应当提前48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而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立即启动供水应急预案，在组织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保持信息公开透明。
第二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划定供水主管道和其他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供水单位应当在安全保护范围内设置警示标志。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村内供水工程设施的维护。
第二十九条 在供水管道和其他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挖坑、取土、挖沙、爆破、植树；
（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三）修筑建筑物、构筑物；
（四）堆放垃圾、粪便；
（五）从事其他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四章 用水管理

第三十条 农村公共供水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农村公共供水水价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原则，实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生产用水分类计价。生活用水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核定，生产用水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核定。政府补助和群众筹资筹劳部分不参与利润计算。
第三十一条 对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向农村居民生活提供的实际水量，经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不征收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
农村公共供水工程调引水库水、黄河水的，执行农业用水价格。　　
第三十二条 农村公共供水水价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供水人口在10000人以上的供水工程，其供水水价实行政府定价，由供水单位编制供水水价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二）供水人口不足10000人的联村供水工程，其供水水价可以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
（三）单村供水工程的供水水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由供水用水双方在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浮动范围内协商确定。
跨县级行政区域的供水工程，其供水水价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第三十三条 供水水价确定后，应当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经核准的供水水价需要变更的，应当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重新报批。
第三十四条 农村供水单位要加强财务管理，执行国家有关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三十五条 工程的大修费和折旧费，由供水工程管理单位按规定提取，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第三十六条 农村公共供水用电价格应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优惠价格。
第三十七条 农村供水单位应与用水户签订供水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严格计量管理，实行一户一表。计收水费要使用水费专用票据。
用水户应当按时交纳水费，逾期不交纳的，供水单位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用水户在规定期限内经催促仍不交纳水费的，供水单位按照规定的程序或供水合同的约定停止供水。用水户补交有关费用后，供水单位应在24小时内恢复供水。　　
第三十八条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安装质量合格的计量设施；需要安装、改造用水设施的，应当征得供水单位同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拆除公共供水设施或者擅自在公共供水管网上接水。
第三十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公共供水工程公共维修专项资金的归集、管理和监督，具体办法应执行省 财政部门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供水安全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共供水水源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由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利、国土资源、卫生、建设等有关部门提出划定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水源保护区，应当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共同商定并经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水源保护区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负责水源地污染防治。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卫生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农村供水水源、供水水质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定期组织有关监测机构对水源水质进行化验、检测，并公布结果。
水质化验、检测所需费用由本级人民政府承担，不得向供水单位收取。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农村公共供水水源地从事下列活动：
（一）以地表水为供水水源的，在取水点周围100米的水域内，从事养殖、捕捞，或者倾倒废渣、生活垃圾；
（二）以地下水为供水水源的，在水源点周围100米范围内，设置污水池、渗水厕所、渗水坑、粪坑、垃圾场（站）、开凿其他生产用水井、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溉、施用长效或剧毒农药；
（三）以泉水为供水水源的，在保护区范围内开矿、采石、取土；
（四）其他可能破坏水源或者影响水源水质的活动。
第四十三条 在供水工程的沉淀池、蓄水池、泵站外围50米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修建畜禽饲养场、渗水厕所、渗水坑、污水沟道以及其他生活生产设施，不得堆放垃圾。
第四十四条 供水单位应当加强对供水水源工程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定期进行检测、维修、养护并建档登记，确保水源工程设施正常运行。
第四十五条 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制度，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卫生标准。日供水1000立方米或者供水人口10000人以上的农村公共供水工程，供水单位应当设立水质检验室，并配备专业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负责供水水质的日常检验工作。
供水单位的日常水质检测资料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六条 供水单位从事直接供水的人员，应当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符合健康标准的方可上岗工作。
第四十七条 供水单位必须制定农村公共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因环境污染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水质污染的，供水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供水，及时向当地环境保护、卫生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适时启动供水安全应急预案。
第四十八条 农村公共供水水源被破坏或者水质被污染的，应当按照谁破坏、谁恢复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者负责治理恢复；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建设农村公共供水工程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对符合供水发展规划的，责令补办有关手续；不符合供水发展规划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责任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并可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第二十九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供水单位的公共供水主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应埋设供水管线标志，在安全保护范围内造成供水设施损坏、漏水等后果的，由责任者负责恢复原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在供水管道和其他供水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确需进行施工，须经供水单位同意，在确保供水正常和设施安全的条件下实施，所发生费用由实施单位承担。影响原工程设计的，按第十三条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动、拆除公共供水设施或者擅自在公共供水管网上接水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可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第四十二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供水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二）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组织抢修的；
（三）发生水质污染未及时上报的。
第五十六条 供水单位擅自向用水单位和个人加价收取水费的，用水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交纳；情节严重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五十七条 供水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应出示有效工作证件，以取得用水户的配合；用水户无理取闹、非法拒绝甚至阻碍、侮辱、谩骂管理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第五十八条 供水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擅自离岗、违章操作造成安全事故，对公共财产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民国初年户籍制度变迁研究——行政立法的社会效应浅析

窦希铭


　　摘要：户籍制度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社会，人口和土地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户籍制度是控制人口和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和制度的完善。制度必须适应需求，如果制度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不能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必然为时代所抛弃。清末民初，中国的国内危机四伏，内忧外患严重，晚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倡导下，晚清政府开始注重学习西方，推行宪政、进行变法。而当时户籍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而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即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需要新的制度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试图将民国初年的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变革的原因及意义，进而简要讨论行政立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应。

　　关键词：民国初年 　　户籍制度 　　行政立法 　　 社会效应


一、民国初年户籍制度简介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国家资源配置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往往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制度需求，户籍制度随着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户籍制度在中国起源较早，发展较完善。据甲骨文记载可知，在商代就开始了人口登记制度，即称之为“登人”或“登众”（摘自：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发展至汉代，已形成一套较为严密的户籍制度，不仅要在户籍簿上注明户主的居住地址、年龄、相貌，而且要注明职业，财产状况，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7 简记载宋买的户籍簿：“长安有利里，宋买，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篇》，北京：中华书局，1980）。中国古代政府之所以强调户籍制度，在于户籍制度是政府有效控制人口和土地等资源的工具，是国家赋役的重要依据。
　　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一直以来变化不小，但是渐进近代，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中国户籍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自清末试图实行宪政而开始的一系列户籍制度的变迁。
　　（一）清末户籍法律的变革
　　清末，国内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国内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得到迅速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自守的国策被他们的船坚利炮击的粉碎。晚清制度为了挽救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进行变法图强。户籍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的。1911年，晚清政府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认识到“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依据，而户籍法编订又必由民法与习俗而成”（摘自：公安部户政管理局编：《清末至中华民国户籍管理法规》，“民政部编订户籍法奏折”，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
　　该法规共八章、184条，其内容可分为户籍的管理、人籍、户籍、罚则四个部分。该部法规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将户籍吏、户籍局置于法规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突出了户籍管理机构的地位，反映了政府在观念上仍视户籍为管理人口统制的手段，强化户籍统制功能。其次，法规区分了人籍和户籍。人籍主要是关于个人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国籍等比较个人化的信息资料，户籍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关于移籍、入籍、就籍、除籍等家庭信息资料。法规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剔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再次，法规既规定了民众有呈报户籍之义务，也规定了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提出诉讼抗告的权利，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废除了以往民众只是义务载体的陋习。
　　但是，《户籍法》制定后未及颁布，晚清政府便灭亡了，《户籍法》随之搁浅。因此，晚清政府户籍制度实际上仍沿袭了清中后期的保甲制度的一些做法，将人户“编牌入甲”。不过与保甲制度不同的是，清末编查人户的机构是警察机关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随着国门洞开，一些维新改良人士提出了建立西式警察的主张，并提出了警察机构的职责主要有三大项：维持治安、清查户口、整顿街道。将保甲户籍改造为具有近代意义的警察制户籍，使清末户籍改革的另一重要功绩。但它仍然是强调对人户的控制，强调户籍的治安功能。总之，清末户籍立法对民国乃至台湾地区和内地户籍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户籍法律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未颁布单行的户籍法规，只颁布了《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1915年）、《京兆各属户口编查单行细则》（1916年）等条例。这些条例一方面承继了晚清《户籍法》所确立的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规定清查事项主要有姓名、年龄、男女之别及已未嫁娶有无子女、籍贯、居住处所及年限、职业、教育程度、盲哑疯癫及其他残疾、户内人口对于户主之称谓等；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因而更注重对年界20岁到40岁之壮丁、曾受刑事处分者、素行不正或形迹可疑者、户内杂居多数非家属人者的编查。同时将封建时期的保甲制度与近代警察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清末确立的警察户籍制度。与晚清户籍制度相比，北洋政府的户籍制度更强调警察的监控作用。北洋政府无论是户口调查之监督还是具体的户口调查事务均由警察机关负责。甚至是县治的户口编查，也只是在警察机构不完备的情况下适用。并且，即使适用，户口编查长也只有在没有设警察、保卫团的地方，才由本地方的图董、村正等职务或公正绅士充任（参见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第1条，第7条）。北洋政府的这种规定大概与当时政局动荡、战乱有关。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户籍法律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认为“户籍法与清查户口，及推行地方自治，皆有密切关系。……为训政时期初步最要工作。”（摘自：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在推行乡自治的基础上，参照英、美、德、日等国户籍及人事登记的法律制度，于1931年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1934对该法修正，并于同年施行，1946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并公布并施行。该法分通则、籍别登记、身份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申请、罚则、附则，共八章61条。与晚清的《户籍法》相比，具有把人事登记与户籍登记合二为一、推行身份证制度、确立了“以户立户”的编户原则等。不过，在实践中，南京国民政府《户籍法》并未得到很好实施。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处于与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对峙时期，国民政府将“防盗”、“防匪”放在首位，先后颁布了《保甲条例》（1937年）、《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1941年）等。这些条例虽是以《户籍法》为基础，但实际上破坏了户籍管理形式统一、平等，保障私权的原则。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实际实施的户籍制度与保甲户籍制度无异，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保甲户籍并无多少差别，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民众、乡村的控制。

二、作为户籍管理的行政立法引起的社会效应
　　在传统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以户籍身份存在于国家之中，人户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束缚与被束缚的单向性关系，人户身份转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户籍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普通大众牢牢的束缚着。这一情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户籍赋役功能的逐步弱化而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清末民初，在中国的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之后，传统社会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传统户籍网络的破坏，为各种利益集团队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建立在传统户籍基础上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晚清政府起草了历史上第一部户籍单行法规。这部法规虽然没有颁布，但它打破了传统户籍理念，解除了封建社会长期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户籍绳索，为民国户籍法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为近代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提供了比较畅通的渠道。
　　（一）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促进了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所谓城市化，是指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日益增加的过程，也是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与西欧城市的发展不同，我国古代城镇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统治阶层的政治、军事需要。
　　由于封建城市主要是基于行政因素产生，因而户籍在城市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城市市场的设置须依户口之众寡而定，城市大小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户口之多寡的影响。其次，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而言，户籍身份是成为城市居民，并获得合法经营的条件。如宋代实行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均被划分为坊郭户，以区别乡村民户。坊郭户市城市居民获得封建国家许可在城市居住、生存的前提。因此坊郭户也要依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承担封建服役科配。
　　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之后，户籍成为保障人们私权的载体，而不再是束缚人身的绳索。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四处寻找生活。城市居民，尤其是工商业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自由而流动经营。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真正互动起来了，这一切都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传统城市逐渐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城市规模、城市数量以及城市的职能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另外一点，中国近代化城市的迅速崛起与国门洞开，通商口岸的设立、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变不无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流动也具有重要作用，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笔者认为，在封建户籍制度下，人户的流动是被禁止的。“流民”，无论是哪种情形，一般都被称为逃户、亡户或浮户等（摘自：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是法律惩治的对象。进入近代以后，户籍制度的变革，解除了对人身的束缚，才使人口的流动变为合法，从而为广大农民流入城市提供了法律保障，进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二）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为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学者们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如金兰、罗威廉等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活地区作个案研究，论证：“中国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鱼市民社会 （但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并“称之为‘公共领域’”。而孔飞力、黄宗智等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套足以资助公民社会赖以发展的政治或文化条件。如果一味刻板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构建，我们得到的不只是‘虚假的现代化’，甚至还会得到‘自由主义萌芽论’，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而此一概念不过发轫于亟欲表明‘中国也有’的心结。”（摘自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质的发展”，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第82页、第84页）中国学者则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的比较角度出发，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的状况和特点，形成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伟代表的“文化派”或“思想派”；或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运用商会史研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形成以马敏、朱英等人伟代表的“商会派”或“施政派”。陶鹤山认为，“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之所以在市民社会问难题上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关键在于对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研究不够，因为常常纠缠不清，无法形成一个共识”。因此，陶鹤山通过对市民群体的研究，得出近代中国曾出现一个雏形的市民社会的结论（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也无意于此。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渊源来看，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构成这些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成员，主要来源于“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出气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份子。”（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但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西方不同，市民群体的构成与产生方式也与欧洲市民等级构成和产生方式不一样。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成分复杂，不像近代欧洲那样可以简化为典型的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除此外，其余阶级都是出于次要的依附的乃至行将被消灭的地位。中国近代城市居民既有为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僚；也有工人、脚夫、会党、无业游民、娼妓、江湖术士等城市贫民阶层；还有工商资本家，小业主，学生等。在这些人群中，有的学者仅把资本家阶层、新知识份子阶层、城市中小阶层等城市精英阶层列为市民群体。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人数不断扩大，逐步成为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独立跃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虽然近代市民群体是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为其产生、发展提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变革不仅解除了人身束缚，使人户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合法的进行。同时也打开了城门，拆除了城墙，使城与城、城与乡之间封闭走向开放，静止的社会走向动态。传统户籍固守的“工农士商”的身份与职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官僚、买办、士绅向资本家转换；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转换，新的市民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与以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商人、手工业为主体的传统市民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入籍、移籍、就籍、除籍，不再被户籍捆绑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斩断了由传统户籍保有的与土地的联系，也基本上摆脱了传统户籍反映的封建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差序人际关系，而以工作、职业、居住关系为纽带结成非血缘人际关系，这应该是城市意识的产生基础。他们居住在城市拥挤、狭小的空间，不同于传统的村舍结构，基于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交通、治安，移籍公共设施的维护等问题，市民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市政参与意识和市政管理意识（焦润民：“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于文化选择”，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总之，正是清末民初户籍制度的变革，改变了传统户籍制度的理念，户籍开始成为国家掌握人口信息，推行宪政的依据，而不再以控制人口、禁锢人身为己任。户籍制度变革使人身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为社会结构的分化、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中介——由市民群体构成的雏形的市民社会，它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地方基层严密控管的关系划上一个句号。
　　（三）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的负面效应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虽然促进了城市近代化进程，但也为城市和农村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人口流动渠道的畅通，人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骤增，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引发了种种城市问题。如随着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城市建筑密度增高、交通拥挤、公共卫生差、治安混乱等。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冲击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资本家雇佣条件苛刻，工人收入难以糊口，城市上层与下层的贫富差距日愈加大，冲突也日愈增多。同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的存在，影响了资本家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高带工业技术有机构成的积极性。因为“工人工资低廉，又是手工制造比使用机器更便宜 ”，从而也影响了城市近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城市近代化步履缓慢，又造成就业不充分，大量失业人群被迫寻找各种可以户口的职业，不仅造成职业结构畸形，而且使娼妓业、跳舞业、按摩业、擦背业、看相业等下等职业发达。此外，流入城市的多以男性为主，造成城市男女比例构成不平衡等（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50页）。
　　其次，从农村来看，人口流动也冲击了农村社会。一是地主、富农等农村资产者离开农村，投资近代工商业，使得注入农业生产的资金减少，农业生产条件诸如劳动工具、种子、土壤等得不到改善，造成农业经济衰退。二是流入城市农民大都是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影响了土地的开发利用，导致大量耕地荒芜。
　　总的来说，清末民初户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总体上，积极效应要多过消极效应，因为户籍制度变革毕竟为近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所带来的消极效应不过是临产前的阵痛。

小 结

　　立法，无论是在哪个社会时期，只要有立法行为的存在，都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手段，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作用。中国古代，甚至到了清末民初，立法只是社会调整的一种手段，但是很难说得上是重要手段。但是，无论如何，到了清末民初，统治者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从经验来看，最受大众接受的方式，来推行统治政策，这无论如何是个进步。谈到户籍的改革问题，户籍作为一国公民身份的象征，它除了证明某一自然人具有某一国公民身份之外，不能有太多的其他内容。和合法的身份一样，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等各种基本权利应当和户籍并行而非户籍的附庸。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也肯定看到了户籍的这些功能，而通过立法这种形式来加以推广。但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方式之中为什么选择立法来达到这样的社会作用，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更何况是行政立法。研究这个问题对我们现代研究户籍制度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关系民众的法律的立法主体应该是谁，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协调？民国初年的户籍立法对人口调整问题的“深度”是否合适，这个标准是如何拿捏的等等。本文篇幅有限，无力论及，虽说小结，亦无结论，抛砖引玉而已，求教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