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执纪执法办案人员合法权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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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标与商号冲突之解决

王瑜


报载：广州、中山有两家公司同时使用“好太太”作为商标和商号。但最近，广州“好太太”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将中山的“好太太”告上法庭。中山“好太太”将广州“好太太”也告上法院，要求追究后者滥用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责任。据了解，以“好太太”为商标或商号的公司全国不下10家。
商标与商号似乎是天生的冤家，一直以来就冲突不断，以前我们一般看到的商标与商号冲突的案例，总有一方基于不正当的竞争目的，将他人比较有名的商标注册为自己的商号，或者将他人比较有名的商号注册为自己的商标。两个“好太太”商号相同，商标相同，他们分别注册，各自使用，注册都没有法律上的瑕疵，使用过程中大家都很别扭，但是无可奈何，大家还能平安相处，当其中一个被评为驰名商标后，各方均衡的力量被打破，于是冲突爆发，双方都诉之法律解决。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了商标与商号冲突的另一面，也将我们更深层次地思考商标与商号冲突的解决问题。
商标与商号本同根兄弟
商标与商号都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商标和商号的基本功能都是区分功能，商标区分商品的来源，其实就是区分商品是谁生产的，商号也具有这样的功能，而商号直接就是企业的名称，商号的区分功能比商标来得更为直接一些；每个的产品都标有生产厂家，而不是每个产品上都标注有商标，商号的使用比商标更为广泛一些；商标如果消费者不是很熟悉，商标的区分功能就不如商号强。也许正是基于商号本身就具有区分功能使我国的企业淡漠了商标的注册。
当商标和商号初此呈现在消费者面前都只具有基本的区分功能，就象市场上新来了两个卖豆腐的，初此见面人们只知道这是张三，那是李四，对其人，其做的豆腐由于不了解不能给出任何的评价。所谓日久见人心，慢慢大家了解了，张三的豆腐用料很实在，价格很公道，不短斤两，服务态度又很好，而李四却很一般，大家当然买张三的。开始人们只看是张三产，还是李四产，也就是只通过商号来区分，后来张三和李四都将自己的名字注册为商标，人们购买时还可以看张三牌还是李四牌。张三和李四都发达了，又做起了其他的产品，这个产品没有商标，人们看到是张三产的，默认为张三做其他的东西应该和做豆腐一样对产品是负责任的，又争相购买。但是市场上还有其他的张三牌的产品，却不是张三生产的，人们还是不认可。商号具有唯一性，而商标不具有唯一性（商标分类注册，同是张三牌很可能存在几十个），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商号的区分作用其实大于商标。
商标为生产者所拥有，商标必须要依附在其生产者身上，商号是企业的化身，商标对商号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国外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商标有名了以后限制转让，那是有道理的。甲企业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追求产品质量，乙企业则可能是投机取巧分子，偷工减料，甲企业的商标成为驰名商标后，如果转让给乙企业，这个商标被甲企业赋予的良好的售后服务、以及对产品质量负责任等其他功能不会自然随之转让，那么该商标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乙拥有了这个商标，依然是偷工减料的，所以这个商标在甲企业的手中会给甲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在乙企业手中将不再具有多大的价值。一个企业可以生产无数种产品，可以有无数个商标，象西门子公司的商标总数以万计算，而商号却只有一个，商标可以被抽象化，人们认商标时有可能根本不知道是哪个企业生产的，当某企业的一个商标遭受质疑，对该企业其他的商标不一定会牵连，但是当人们对这个企业整体感觉是质量低劣，服务恶劣的时候，这个企业所有的商标将会被市场拒绝。企业对产品的生产质量的态度，对售后服务的做法，这些都将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这些可以被附着在商标上，而更多的是附着在商号上。当人们认可某个企业时，无论它生产什么产品都会取得消费者的认可，就象一个人具有了人格魅力，他做什么大家都相信他，商标只会对商标本身造成影响，而商号却是企业整体的影响，所以商号的内涵要大于商标。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如果说商标与商号是同根兄弟，那么商号是兄，商标是弟。
商标与商号同根不同命
从目前我国的法律体制来看，对商标和商号的保护有些厚此薄彼了，明显对商号的保护弱于商标。商标有专门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法律，商标受到行政与司法双重法律保护，侵犯商标权会受到严厉的打击，甚至是可以被判刑的，而商号却没有那么幸运，象使用“好太太”为商号的全国有十几家，但是谁都找不到从法律上撤消对方商号的依据。
我国商标与商号分别有两个部门主管，商标全国只由国家商标局一家注册。商标注册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有很多道关卡，第一关，商标局自行审查，申请注册的商标如果发现在同一类别上有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是不予注册的，如果和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在不同类别也是不可以注册的。第二关，商标异议，商标局经过初步审查，认为可以注册的就进行公告，公告是要出版的，每个人都可以查阅，在公告期内，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提出自己认为该商标不能获得注册的理由，理由成立该商标不能获得注册。第三关，商标争议，商标即使获得了注册，在第一年内，还可以提出理由认为该商标不应该获得注册，而要求撤消该商标。可见商标的审查注册程序是很严格的，而且会给权利人许多次机会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在正常的情况同一个类别是不会出现相同的商标的，但是商号却由各个县以上的工商局来注册，各工商局只在本行政区范围检索，如果没有发现有相同的商号即给以注册，几乎没有任何途径来纠正可能存在的问题，于是在全国范围就可以出现无数个“好太太”的商号。
如果商号被他人恶意注册为商标，比较容易解决，可以以侵犯在先权利为理由，在一定的时间提出要求撤消该商标，一般情况下，被撤消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是商标被注册为商号则要难得多，首先只有该商标是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才有权利提出撤消要求，但是即使是驰名商标，想要撤消别人的商号实际程序将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商标和商号由两个省的企业分别拥有，那么还需要国家工商局来协调，最后的结果几乎无法期待。所以发生最多的是将有名的商标注册为商号，绝大多数情况，拥有商标的企业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商标与商号冲突的解决
正是商号分散的注册体制破坏了商号的全国唯一性，使其区别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商标和商号冲突的根源。商号与商标的冲突从主观上看分为两种：一是恶意的，二是善意的。如果是善意的无论是将商标注册为商号，还是将他人商标注册为商标，只要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注册，并没有恶意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意图，在法律上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如果不能忍受这种情况的继续延续，只能自己考虑如何改变了，商号变更的成本非常的大，从成本角度讲变更商标是最理性的选择，商标变更可以是渐进的，就是同时使用新旧商标，慢慢将和他人商号冲突的商标淡出市场，这样对自己造成的损失非常的小。如果是恶意的，法律上具有解决的途径，聘请专业的律师来解决就行了。
商标与商号作为同根兄弟本来就不应该被分开，现在的体制却造成兄弟的不和。要解决这个问题，本人认为其实很简单，商标为什么不会在同一类商标出现相同的商标，是因为由商标局进行了统一的检索，这个检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保证这个商标在一个类别上的唯一性，商号被恶意使用，主要问题是不能保证全国的唯一性，那么只要将商号和商标一样进行全国统一检索就行了。现在很多省的所有企业的工商基本资料是可以通过网络公开检索的，只要将各个省的资料统一放进数据库内，这样全国可以实现统一检索了，就能保证商号在全国的唯一性，剩下就是将工商登记的商号和商标局的商标名称统一检索的问题，这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商标局和工商局本来就是一个单位，工商局是商标局的爹，又不存在各利益单位的关系协调问题，那么工商局只要将商标的数据和工商注册的商号这两个资料库放到一起检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能等待法律的完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我们还要解决实际问题。对工商局的行为也没有办法寄托希望，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怎么来预防商标与商号的冲突呢？比较管用的办法是将商号和商标统一，将商号注册为商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握好商标和商号的取名要有新意和创意，不要落俗套，极大程度地避免造成相同。


作者：王瑜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信箱：lawyerwy@263.net，个人网站：http://www.rjls.cn。

人民法官为人民”三重意义阐释——“人民法官为人民”是贯彻“三个至上”的具体体现

王长君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去年以《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为主题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本质以及司法权的来源、配置、行使与运行方式中的精神、原理、原则与逻辑，同时指出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目的与方向，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这一讲话精神，并逻辑地将其延伸到司法实践领域，以更加凝练而具体的“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命题来推进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工作。“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主题实践活动至少包含着以下三重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时代意义。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人民法官为人民”符合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践行“三个至上”的生动体现。2007年12月25日，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明确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属性的科学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之一。

　　“三个至上”体现了我国司法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贯彻“三个至上”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去年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首席大法官强调，要把“三个至上”作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这既是人民法院指导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是新时期审判工作理念的重大创新。从历史逻辑上看，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以往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另一方面，“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与人民法院系统正在深入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内在精神实质是完全吻合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　在“三个至上”体系中，人民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最高价值和法理依据。法之理既在法内，更在法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律背后之“理”，主要就是人民利益。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精辟的命题：“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时期都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而且，为了使法律成为符合规律的真正的法律，第一，它应当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第二，它应当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创立。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体现人民性。后来，列宁也非常赞赏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由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我国法院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决定了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就是为了协调、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最高价值，是法背后之“理”。我国的法院性质必须是也只能是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强调，在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时，应当“从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实际问题入手，紧紧抓住影响和制约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能力、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期待改进的司法问题和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时代，司法基石价值的确立必然遵循着这样的法理逻辑，即司法基石价值的追求必然与该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紧密关联：后者往往决定前者，而前者必须体现并为后者服务。司法权是一国权力系统构造中的支柱之一，而一国的国家性质又决定着该国权力系统的构造；这样，一国的国家性质必然逻辑地决定了该国司法权的基石价值，且后者要在功能上服务于前者。否则，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运作轻则紊乱失调，重则瘫痪崩溃。同时，司法权又承载着“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使命，如果一国不能正确厘清司法权的基石价值，必将导致其运行失去目标，社会正义难以维护，更为关键的是，它还会逻辑地导致该国权力系统的功能衰退。可见，一国司法基石价值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国家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权力系统构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一府两院由其产生对其负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有着深刻的人民性，它服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宪法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权力人民性的保证，同时也是人民性的体现。我国司法权正是这种权力系统构造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必然深刻地贯穿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而“人民法官为人民”便是在这一宏观构造与价值追求下的司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人民法官为人民”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涵。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期，司法权作为“社会正义基石防线”的功能一定要凸显出来，这就必然要求我国法院承载起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因而它务必要突破落后与片面的司法价值观。近些年来，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存在着一股片面学习西方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的风气，须知，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和西方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性质及其权力系统构造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片面学习他们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自我解构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并葬送司法权的基本功能，最后甚至导致危害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本身。正是基于此念，“人民法官为人民”宏观、深刻而精准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系统构造的本质、现实社会的紧迫要求、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需要而为司法权做出了基石价值定位。这种价值定位体现了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的需要与追求，必将促进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与社会正义的新发展，同时正本清源，为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的同志吹走了迷雾，点亮了心灯，鼓足了干劲，指明了方向，它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司法理论与实务界片面学习西方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模式，一味强调司法消极主义，这严重偏离了我国司法权的性质、运行特征与价值追求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这种司法消极主义没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特征，一味从抽象的西方学理出发，脱离社会实际，偏忽了司法的社会功能，错误地追求一种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与逻辑“完美”，其结果导致我国法院在具体司法中罔顾社会发展的需要，客观上损害了司法权承载的社会稳定器功能。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法律不是一个僵死的规范体系，而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应以其承担的社会控制功能为其生命。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司法权承担的功能绝非是机械的法律规范运用，把法官变成工业生产流程上的机械生产工；相反，它要求司法权承载起符合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控制功能。在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形下，过去那种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似乎法官只要走出法庭、能动司法就会背离司法权运行的规律的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只有更为深刻地把握我国执政党的性质、我国权力系统构造的性质、司法权的人民性及其承担的历史使命，深刻理解“三个至上”，把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社会正义放在心上，深刻体认我国当前的时代特征与需要，就会发现“人民法官为人民”中暗含的司法能动主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司法权承担起其历史使命的不二路径。

　　不仅如此，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一制定出来就落后于时代了”；而且，由于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与普遍性，它必然与千变万化的时代要求与个案正义之间存在着差距。而我国又是一个有着较大工农、城乡与地区差别的国家，如果我们回避司法能动主义，玩味不切实际的西式学理，片面追求普遍正义与形式正义，忽视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势必容易造成“案结事未了”并形成新的涉法上访源头，我们很难说是真正解决了问题。
“人民法官为人民”则深刻地回应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党的事业为重，重视人民利益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守护“社会正义的基石防线”都需要法官能动司法。进而言之，法官必须辩证地看待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正是千千万万的个案正义造就了普遍正义，而为了抽象的普遍正义而牺牲了个案正义，那不仅普遍正义不可得，还可能影响司法威信，造成社会对普遍正义的怀疑。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民意、民情、民需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影响，本着司法的人民性，法官必须回应这种现实，遵循“人民法官为人民”的逻辑，更能动地促进个案正义与实质正义，满足人民的需要，提升宪法、法律与司法的更大权威。

　　人民法官为人民”前瞻地提供了我国“活法”秩序构建的基本动力，　所谓“活法”秩序，在法社会学里是指社会秩序本身，这里是指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秩序水乳交融为一体。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化为人民自觉遵守于无形的“活法”秩序，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文化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良好经验。

　　构造“活法”秩序不能光看抽象法律价值，关键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而人民的“满意”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国情特色。西方的“活法”与西方的传统和法治是一张皮，中国的“活法”与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必然也要是一张皮。片面追求西方的法律价值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我国人民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律中追求的国法、天理与人情就内含着中国特色的法律价值追求，它必然体现让人民满意司法的重要价值特色；加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皆是构造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必然构成元素。“人民法官为人民”则为这些“活法”构成元素形成成熟的“活法”秩序提供了动力与可能。

　　首先，“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领导后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宏观驾驭全局并组织力量与资源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活法”秩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法官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组织保障。

　　其次，“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为我国法官进一步深刻认识我国民情、民意与民需奠定可能，同时促使他们能动地站在司法实践的第一线，获取当然充分的司法实践经验与体悟，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活法”秩序的宝贵智慧资源。
，“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律与司法在人民中的权威与公信力，同时又能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的实践提供广阔的社会力量源泉。

　　有了组织保障、智慧资源与社会基础，“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必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活法”秩序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为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社会秩序融为一体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讲民生。党的事业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其立足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司法，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以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科学把握人民利益及其司法诉求，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方针。

　　人民法院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整体性根本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司法为了人民、司法依靠人民，最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人民性。

　　司法人民性要求不断强化法院的服务功能，从民众最急、最盼、最忧、最怨之处做起，努力做到司法过程透明，确保程序和实体公正，使当事人感知到法律的公正和神圣，使法律适用具有亲和力，更具人情味，决不能使法庭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畅通、有效、透明、简便的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人民法院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制度，方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建立健全案件反馈和回访制度，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司法人民性要求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巡回审判、假日法庭等便民举措，尽可能减少人民接近司法的负担、困难或障碍，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决不能让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司法人民性要求完善对人民群众意见的分析处理和反馈制度，完善社情汇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司法工作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司法人民性要求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上，法官不能拘泥于成文规则、条文条款，要审慎考虑具体当事人对裁判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做出裁判时从一个理智的、正常的和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问题，来检视判决是否合法合理合情，使法意与民情相融，变“结案了事”为“案结事了”。

　　早在2008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出了《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法[2008]125号），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到六个善于：善于通过协调增加共识，求同存异；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寻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善于利用现行体制提供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争取人大、党委的支持；善于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善于寻找解决公权力纠纷的替代性方案。”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到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
当前，人民法院工作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努力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民生为重，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通过保障和维护民生，进一步增强司法工作的人民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真正实现司法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