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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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政府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南昌市养犬管理办法》的决定



（2008年12月17日市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2008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令第132号发布）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南昌市养犬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养犬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养犬管理工作的协调联动机制，为养犬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装备和场所。”

　　二、第三条改为第四条，第六款修改为：“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养犬管理工作。”

　　三、第五条改为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市下列区域为限制养犬范围：

　　（一）高新大道、高新南大道、昌南大道、沿江南大道、沿江中大道、沿江北大道、富大有路围合的区域；

　　（二）赣江北大道、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祥云大道、昌樟高速公路、昌九高速公路、双港东大街、双港南路围合的区域。”

　　四、第六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五、第七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有关单位确因警卫、科研、军警工作需要，经过批准可以养犬;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村）民，经过批准，每户可以饲养一只宠物犬：

　　（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单户居住；

　　（三）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宠物犬的范围在省有关部门公布前，由市公安机关和市畜牧兽医部门联合公布。”

　　六、第八条改为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有关单位、居（村）民符合第八条规定的条件需要养犬的，应当向县、区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其中，居（村）民在提出申请前，应当先征得居（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发给犬类准养证、牌，每犬一证一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七、第九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养犬人应当每年携犬到畜牧兽医部门进行检疫，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领取犬类免疫证、牌。

　　“畜牧兽医部门收取疫苗注射费应当遵守省价格、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并对已免疫的犬只进行登记。”

　　八、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删去第一款；第四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犬类准养证、牌和犬类免疫证、牌在省有关部门统一制作前，由市公安机关和市畜牧兽医部门分别制作。”

　　九、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第（二）项修改为：“不得携犬进入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儿童活动场所和公园、广场、商业步行街、商店、医院、饭店、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展览馆、歌舞厅、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第（三）项修改为：“不得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时，应当征得驾驶员同意并坐在后排，为犬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袋、犬笼，或者怀抱”；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携犬乘坐电梯，应当为犬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袋、犬笼，或者怀抱”，原第（四）项删去。

　　十、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无犬类准养证、牌养犬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1000元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罚款；符合养犬条件的，限期办理审批手续；不符合养犬条件的，限期自行处理，逾期不处理的，由公安机关强制处理”。

　　十一、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在限制养犬范围内，经过批准养犬的，养犬人应当在每年4月底以前向发证机关缴纳管理费。每只犬第一年为500元，以后每年度为300元；盲人养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养扶助犬，以及有关单位养军警用犬、科研用犬，免收管理费；养绝育犬或者生活困难的鳏寡老人养犬，减半收取管理费。

　　“收取的养犬管理费应当全部上缴财政专户，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此外，对部分文字作了修改，对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南昌市养犬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



南昌市养犬管理办法



（2004年11月10日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11月22日市人民政府令第101号发布；根据2008年12月30日市人民政府令第132号修正）



第一条为加强养犬管理，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江西省犬类管理试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犬类的饲养、经营、表演、诊疗服务等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养犬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养犬管理工作的协调联动机制，为养犬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装备和场所。

第四条市公安机关是本市养犬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养犬的审批与违章养犬的处理。

市畜牧兽医部门负责犬类防疫工作，对犬类进行预防接种、登记和发放犬类免疫证、牌，对狂犬病进行疫情监测。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因养犬而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查处。

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用狂犬病疫苗的供应、接种和狂犬病人的诊治。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犬类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养犬管理工作。

　　第五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居（村）民委员会应当经常开展犬类管理宣传教育，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劝阻或者向有关部门举报，并有权了解对举报的查处结果。有关部门应当设立举报监督电话，接受举报和监督。

第六条本市下列区域为限制养犬范围：

　　（一）高新大道、高新南大道、昌南大道、沿江南大道、沿江中大道、沿江北大道、富大有路围合的区域；

　　（二）赣江北大道、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祥云大道、昌樟高速公路、昌九高速公路、双港东大街、双港南路围合的区域。

　　各县和湾里区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划定并公布限制养犬范围。

第七条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第八条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有关单位确因警卫、科研、军警工作需要，经过批准可以养犬;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村）民，经过批准，每户可以饲养一只宠物犬：

　　（一）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单户居住；

　　（三）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宠物犬的范围在省有关部门公布前，由市公安机关和市畜牧兽医部门联合公布。

　　第九条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有关单位、居（村）民符合第八条规定的条件需要养犬的，应当向县、区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其中，居（村）民在提出申请前，应当先征得居（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发给犬类准养证、牌，每犬一证一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本办法施行前，在限制养犬范围内已经养犬的单位和居（村）民，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0日内，按照前款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养犬人应当每年携犬到畜牧兽医部门进行检疫，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领取犬类免疫证、牌。

　　畜牧兽医部门收取疫苗注射费应当遵守省价格、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并对已免疫的犬只进行登记。

　　第十一条犬类准养证、牌和犬类免疫证、牌毁损或者遗失的，养犬人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办。

禁止转借、冒用、涂改、伪造和买卖犬类准养证、牌和犬类免疫证、牌。

犬类准养证、牌和犬类免疫证、牌在省有关部门统一制作前，由市公安机关和市畜牧兽医部门分别制作。

　　第十二条养犬人变更住址的，应当向新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犬类准养证变更手续。

犬转让给他人的，养犬人应当向原批准机关办理犬类准养证注销手续，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申领犬类准养证。

犬死亡、失踪或者被宰杀的，养犬人应当向原批准机关办理犬类准养证注销手续。

第十三条经批准饲养的犬产幼犬的，养犬人应当自幼犬出生之日起60日内除保留一只犬外，对其余犬只进行妥善处理。

第十四条有关单位经批准饲养的大型犬、烈性犬应当圈养或者栓养，并有专人管理。除军犬、警犬执行任务外，严禁携带大型犬、烈性犬进入公共场所。

第十五条外来人员携宠物犬进入本市限制养犬范围，应当持有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犬类检疫和免疫证明。无犬类检疫和免疫证明的，携犬人应当携犬到当地畜牧兽医部门进行检疫、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后，领取犬类免疫证、牌。

第十六条马戏团等演出团体携带犬类到本市演出，应当携带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出具的犬类检疫和免疫证明，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七条养犬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携犬出户时，应当携带犬类准养证和犬类免疫证，或者给犬挂犬类准养牌和犬类免疫牌，束犬链，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领，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

（二）不得携犬进入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儿童活动场所和公园、广场、商业步行街、商店、医院、饭店、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展览馆、歌舞厅、影剧院等公共场所；

（三）不得携犬乘坐除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时，应当征得驾驶员同意并坐在后排，为犬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袋、犬笼，或者怀抱；

（四）携犬乘坐电梯，应当为犬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袋、犬笼，或者怀抱；

　　（五）大型犬、烈性犬因免疫、诊疗等需要出户的，应当将犬装入犬袋、犬笼或者为犬戴嘴套、束犬链；

（六）犬在户外排泄的粪便，携犬人应当立即清除；

（七）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犬吠影响他人休息时，养犬人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第十八条犬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即将受伤者送至医疗机构诊治；对伤人犬应当及时送交畜牧兽医部门检查，系狂犬的，应当依法采取扑灭措施，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九条经营宠物犬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不得流动销售；

（二）经营场所不得设置在交通主干道的沿街店面以及闹市区；

（三）经营的犬只应当笼养；

（四）经营的犬只应当持有合法有效的检疫、免疫证明；

（五）经营场所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消毒等卫生要求。

第二十条限制养犬范围内禁止从事犬类养殖业。

第二十一条从事犬类诊疗活动，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并取得畜牧兽医部门发放的动物诊疗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为犬类服务的商店不得同时销售人用食品，并用醒目清晰的文字和图形标志明示兽用。

销售人用食品的商店不得同时销售非罐装兽用食品。销售罐装兽用食品的，应当分设专柜。

第二十三条市公安机关设立犬类留检所，负责收容、处理弃养、走失、流浪和违章犬，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留养。

犬类留检所收容的犬，可以按规定被认领、领养；对无人认领、领养的，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对病死犬，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在限制养犬范围内，无犬类准养证、牌养犬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1000元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罚款；符合养犬条件的，限期办理审批手续；不符合养犬条件的，限期自行处理，逾期不处理的，由公安机关强制处理；

　　（二）不按规定携犬注射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由畜牧兽医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的，对单位处以每犬100元罚款，对个人处以每犬50元罚款；

（三）转借、冒用、涂改、伪造和买卖犬类准养证、牌和犬类免疫证、牌的，证件无效，由公安、畜牧兽医部门处以每证或者每牌100元罚款；

（四）违反规定携带大型犬、烈性犬进入公共场所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每犬1000元，对个人处以每犬200元的罚款；

（五）违反规定携犬出户、或者饲养的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六）携犬人对犬在户外排泄的粪便不及时清除，污染公共环境卫生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以每处50元罚款；

（七）违反规定经营宠物犬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八）在限制养犬范围内从事犬类养殖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在限制养犬范围内，经过批准养犬的，养犬人应当在每年4月底以前向发证机关缴纳管理费。每只犬第一年为500元，以后每年度为300元；盲人养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养扶助犬，以及有关单位养军警用犬、科研用犬，免收管理费；养绝育犬或者生活困难的鳏寡老人养犬，减半收取管理费。

　　收取的养犬管理费应当全部上缴财政专户，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框架建构

吴光升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因此，如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食品安全法》，除了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外，还应当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对刑法典进行相应的完善，并根据该理论将刑法典适用于具体案件。

一、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

　　从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家的论述来看，所谓风险社会，其意在指出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风险性特征，是一种风险性的社会。这种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风险的人为性，即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大多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其中，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二是风险影响后果的巨大性，即现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是不可估量，具有损害结果的重大性、跨地域性与跨时间性等。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结果，灾难涉及几个相邻之国家，损害结果在时间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三是风险影响结果与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即某一风险会造成什么样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的风险计算方法往往无能为力，“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 如转基因食品，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怎样的，现在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四是风险影响对象的广泛性，这是指现代风险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多不分阶级性或阶层性，每个人所可能受到影响的机会是平等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种“民主性”，是“平等主义”的。如今年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别；五是风险的不可完全消除性，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作为一种人为风险，它是人类为了生活舒适与便利而对社会生活与自然加大干预范围与深度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要人类不停止这种追求，这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消除。
　　风险刑法（Risikostrafrecht），也有的称之为安全刑法（Sicherheistrafrecht）。该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提出的，如普里特维茨（Prittwitz）、金德霍伊泽尔（Kindhauser）等，随后被日本学者所发展。从有关论述来看，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罚目的转向积极的普通预防。如金德霍伊泽尔认为，传统的刑罚目标即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在今天已退居幕后，而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则成为流行的学说； 二是通过推定减少控诉方所需要证明的要求或减轻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如严格责任的引入、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推定等；三是行为范畴的扩大化。在传统刑法中，行为主要是指作为，不作为与持有只是一种例外，但在风险刑法理论中，通过制定法课以行为人作为义务，不作为作为一种刑法中的行为，具有扩大化的趋势。持有型行为也有扩大化之趋势。正是基于这种行为范畴扩大化之趋势，胡萨克甚至认为应当放弃犯罪的行为要件而提出以控制原则取代之，即只要某人对某种事态应该控制、能够控制却没有控制而令其发生的，就应承担刑事责任； 四是将犯罪成立的标准前移。在传统刑法中，处罚的主要对象是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犯罪预备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处罚只是特例，但在风险刑法之中，危险犯成为公害犯罪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不仅处罚具体危险犯，也处罚抽象危险犯；一般只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预备行为也不时被有选择地独立定罪。

二、风险刑法理论视野下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

（一）我国刑法中涉及食品安全的罪名

　　从《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非法经营类的犯罪；二是生产经营类的犯罪；三是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
　　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的资格和条件，但生产经营过程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逃避商检罪、虚假广告罪以及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罪。
　　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对食品生产经营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除了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外，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一是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即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二是刑法第412条规定的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这主要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进出口食品进行检验时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或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延误出证、错误出证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这与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主体上不同，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主体只能是中介服务组织的人员；三是刑法第411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放行。为此，如果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出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就予以放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放纵走私罪处罚；四是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这是因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8章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有职责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如果这些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五是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从风险刑法理论和《食品安全法》的双重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审视

　　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了一定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是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即便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也构成犯罪行为。这属于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这种规定与传统刑法理论不相符合，但却与风险刑法理念相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风险刑法理论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并且存在着诸多与《食品安全法》难以有效衔接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比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即使没有销售金额也可构成犯罪，但只是一种犯罪未遂，因而仍然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当然，司法解释的此条规定是否合理，现在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作为义务，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对于诸如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大量问题原料的行为，或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实，受利益成本计算的影响，行为人购入大量问题原料或有问题食品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通过投向市场赚取利润，而以这种问题原料生产的食品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投入市场，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结果，因此，适当地对此类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是恰当的。

三、以风险刑法理论为指导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责任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源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20条、27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予以刑事处罚，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定罪处罚。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难以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处罚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谋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当然，风险刑法理论的不恰当适用，也有违背刑法谦抑原则而限制自由、损害公众合法权益的危险。因此，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如果能通过其他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等措施而达到抑制目的，就不应当运用刑事制裁。如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27条规定的有关工艺或流程要求的行为，就并非只有通过刑法调整才能达到抑制之目的。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法学博士徐军 吴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