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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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


防止电气误操作装置管理规定（试行）

1991年1月4日，能源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防止电气误操作装置（以下简称防误装置）的专业管理，做好防误装置的设计、安装、运行维护和检修管理工作，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根据《电业安全工作规定》和有关文件的规定，特制定《防止电气误操作装置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高压发、供、用电的电气设备及配电装置。
第三条 各网、省（市）电力局所属发电厂、供电局应按本规定的要求和现场情况，制定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与有关运行规程、反事故措施结合起来，并及时总结，反映实施情况。
第四条 防止电气误操作工作由能源部安全环保司领导，日常工作委托电力科学研究院管理。
第五条 运行、设计、施工、制造单位均应遵守本规定。各级主管领导应负责本规定的贯彻落实。
第六条 防误装置是防止电气误操作有效技术措施，应纳入各单位的反事故措施计划。
第七条 应在严格执行《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基础上，积极装设防误装置。

第二章 网局、省（市）电力局防误专责人的职责
第八条 负责本局防误装置的技术管理工作，定期召开全局的防误工作专业会议，总结经验，交流信息，布置工作，及时处理防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九条 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年度防误工作计划，确定防误方案，报请主管领导批准后执行，并定期检查计划的落实情况。
第十条 每年三月底前上报上年度防误工作总结（含事故分析）；报送能源部安全环保司、电力司、并抄送电力科学研究院。
第十一条 对本地区生产和使用的高压电气设备的防误装置进行质量监督和信息反馈。
第十三条 参加误操作事故的调查分析，制定反事故措施。
第十四条 参加新建、扩建、改建的发、变电工程中有关防误操作装置的设计审查和投运前的验收工作。

第三章 防误装置的设计和使用原则
第十五条 凡有可能引起误操作的高压电气设备，均应装设防误装置，装置的性能和质量应符合产品标准和有关文件的规定。
第十六条 防误装置应实现以下功能（简称五防）：
（一）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二）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三）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开关）；
（四）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五）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高压开关柜及间隔式的配电装置（间隔）有网门时，应满足“五防”功能的要求。
第十七条 新订购的高压开关设备，必须具有性能和质量符合要求的防误装置，对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订货。
第十八条 新设计的发、变电工程中采用防误装置和操作程序，应经运行部门审查。
第十九条 新设计的发、变电工程中采用的防误装置，应做到与主设备同时投运。
第二十条 在设计、制造及选用防误装置时，应考虑以下原则：
（一）防误装置的结构应简单、可靠，操作维护方便，尽可能不增加正常操作和事故处理的复杂性。
（二）电磁锁应采用间隙式原理，锁栓能自动复位。
（三）成套的高压开关设备用防误装置，应优先选用机械联锁。
（四）防误装置应有专用工具（钥匙）进行解锁。
防误装置应满足所配设备的操作要求，并与所配用设备的操作位置相对应。
（五）防误装置应不影响开关设备的主要技术性能（如分合闸时间、速度等）。
（六）防误装置所用的电源应与继电保护、控制回路的电源分开。
（七）防误装置应做到防尘、防异物、防锈、不卡涩。户外的防误装置还应有防水、防潮、防霉的措施。
（八）“五防”中除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可采用提示性的装置外，其他“四防”应采用强制性装置。
（九）新设计的户外110ｋＶ及以上复杂结线，应优先采用电气联锁或电磁锁方案。
（十）户内配电装置改造加装防误装置，应优先采用机械程序锁或电磁锁。
（十一）应选用符合产品标准，功能齐全并经两部和网、省（市）电力局鉴定的产品。对不符合要求的应予以退换，并在订货合同中加以说明。
第二十一条 网、省（市）电力局鉴定的防误装置，必须经运行考核，取得运行经验，报两部审查同意后方可在全网推广使用。

第四章 防误装置的维护管理
第二十二条 运行操作中防误装置发生异常时，应及时报告运行值班负责人，查明原因，确认操作无误，经取得有关负责人同意方可进行解锁操作。
第二十三条 防误装置的停用应有申报手续，不得随意退出。
第二十四条 防误装置的解锁工具（钥匙）或备用工具（钥匙）应有保管制度。当防误装置确因故障处理和检修工作需要，必须使用解锁工具（钥匙）时，需经有关负责人许可。但应加强监护，并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二十五条 所有运行人员应熟悉防误装置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四懂三会”（即懂防误装置的原理、性能、结构和操作程序；会操作、安装、维护）。新上岗的运行人员应进行使用防误装置的培训。
第二十六条 防误装置的维护、检修工作必须明确责任，落实到班组，并列入主设备的检修项目中。
第二十七条 为了加强防误装置的管理，各网、省（市）电力局应建立各级岗位责任制，实行分级管理，在安监处或生产技术处设专责人，负责本局的防误工作。专责人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二十八条 防误装置的缺陷管理应与主设备的缺陷管理相同。

第五章 防误工作的奖惩原则
第二十九条 对下列有关人员或集体可予表彰或奖励。
（一）对防误装置的设计方案，施工安装运行维护和合理化建议等有显著成绩的。
（二）能及时纠正和制止误操作事故的。
（三）能严格执行“两票三制”，防误装置管理工作做得好，误操作事故有大幅度下降的。
第三十条 根据事故的性质和后果，对下列有关责任者给予行政或经济处罚：
（一）误操作事故的责任者；
（二）凡因领导主观原因，应装而未装防误装置，发生误操作事故的领导者；
（三）因检修维护责任，造成防误装置失灵而引起误操作事故的检修人员；
（四）应加重处罚对已装防误装置擅自解锁而导致误操作事故责任者。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能源部安全环保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布日期开始执行。

附件：电气设备防误装置评比办法
第一条 各发电厂、供电局都应对防误装置进行评级。
（一）电气设备防误装置分为四类：
（1）一类：能满足防误功能要求，并能投入使用，运行良好。
（2）二类：基本满足防误功能要求，但仍有异常或缺陷；如空走程序不操作设备；程序挂锁；个别反程序不满足。
（3）三类：防误装置不能使用或采用挂锁，达不到规定要求。
（4）四类：没有任何防误装置。
第二条 评比内容：
（一）防误装置管理方面：
（1）有无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其执行情况。
（2）检修班组是否落实，并定期检查维护。
（3）解锁钥匙有无保管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4）解锁装置缺陷的处理记录是否齐全。
（二）电气设备防误装置的功能方面：
（1）高压开关柜，间隔式的进出线回路应满足五种防止电气误操作功能。户外间隔无网门时可不考虑误入带电间隔。
（2）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所（厂）用变电器、电容器室，当有网门时，应有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功能；当有隔离开关或接地开关时，也应满足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开关）和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闸功能。
第三条 统计方法：
（一）按单元回路统计：
（1）单母线、双母线单元回路指：控制开关、断路器、母线侧隔离开关、出线侧隔离开关、接地开关、柜门的防误装置。
（2）旁路母线单元回路（单母线、双母线带旁路）指：旁路断路器及其两侧的隔离开关和旁路母线上所有的旁路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网门的防误装置。
（3）母线单元回路指：母线断路器及其两侧隔离开关、母线上所有母线侧的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网门的防误装置。
（4）专用母线单元回路指：母联分段断路器及其两侧的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网门的防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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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接线和其它结线单元回路指：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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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接地开关、网门的防误装置。
（6）母线侧的接地开关、避雷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所（厂）用变压器、电容器间隔等分别按一个单元回路统计。
（二）统计公式：
实际安装防误装置总项数
防误装置的安装率＝－－－－－－－－－－－
需要安装防误装置总项数
正常投入运行防误装置总项数
防误装置的设入率＝－－－－－－－－－－－－－
实际安装防误装置总项数
防误装置 一类防误装置总单元回路＋二类防误装置单元回路
＝－－－－－－－－－－－－－－－－－－－－－－
的完好率 需加防误装置总单元回路
注：项数——实际需要加装防误装置数。如设备需五种防误功能即为5项。
第四条 其他说明：
（一）对早期生产的机械程序锁（含程序挂锁），因结构问题，可以不操作设备而空走程序，可按能实现防误功能要求统计，但规定实行之日后避免选用此类产品。
（二）对下列情况，因设备原因不能实现防误功能要求时，防误装置的单元回路和项数可不统计，但应统计在备注栏中。
（1）户外35ｋＶ和110ｋＶ及以上母线侧、线路侧的接地开关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开关）。
（2）联络线判别对侧接地线（开关）有无折除和分开。


　　摘要：从醉驾是否入刑到现在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醉驾的问题一直是公众也是司法者、学者争议的问题。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醉驾正式入刑，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这势必影响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准确实施，本文从刑法的基本规范、原则以及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对醉驾是否一律入罪进行分析，希望对此问题的解决能做一定帮助。

　　关键词：醉驾 情节轻微 危险犯 谦抑性 当罚性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在2011年5月1日的施行，全国及各省市“醉驾”型危险驾驶第一人纷纷“登台”，快速地被诉、被判，震慑了醉驾者，警示了社会公众，各地醉驾情况得到明显好转。正当此时，最高人民副院长张军表示刑法修正案（八）中“醉驾入刑”的相关条款不应仅从文意理解，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而是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可以分为飙车和醉驾两种类型。对于前者，因为有情节恶劣的规定，在认定上不存在分歧。对于后者，因刑法条文只是简要规定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处拘役并处罚金，导致对其认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车，不管情节如何一律构成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犯罪概念“但是”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入刑”的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也不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犯罪，只有醉酒驾驶行为危害社会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醉酒驾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能构成犯罪。

　　“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争议，把醉酒驾驶的争执从最初是否应该犯罪化推向今天醉驾行为能否一律入罪的高峰。如果说，立法上醉驾行为应否入刑是可以借助公众讨论的“民意”问题，那么，司法中醉驾能否一律入罪应当是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近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问题所面对的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对相关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阐述这一问题。

　　一、从刑法规范的体系解释分析

　　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如果仅从法律条文的字面本身来理解，认为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车，不管情节如何一律构成犯罪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对于任何法律条文的理解还要注意到整个规范体系的协调。从刑法条文来看，刑法第133条之一仅是刑法分则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在正面规定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以“但书”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把危害行为的情节对犯罪成立的影响予以明确化。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认定外，还必须考虑包括犯罪情节在内的所有要素对相关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威胁是否符合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醉驾能否一律入罪”也不例外。

　　从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关系看，总则统率分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分则不得与总则相抵触。刑法总则是刑法分则的扩张事由，为分则提供一些普遍性的规定，刑法分则要受刑法总则的调整和约束。刑法总则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构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刑法第十三条本身是总则对于何谓犯罪所做的原则性规定。刑法分则对于犯罪的具体规定，不仅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调整，而且必须与第十三条相一致，不能违背。因此，尽管刑法第133条之一对醉驾型危险驾驶没有“情节严重”的限定，认定犯罪仍应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并非所有的醉驾都是犯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不予认定。

　　二、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考察

　　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以侵害或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前提，法益侵害具有两种情形：一是实害，二是危险。实害是指行为对法益造成的现实侵害，例如故意杀人，已经将人杀死，造成对他人生命法益的侵害。危险是指行为对法益具有侵害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损害并未发生，但法益处于遭受侵害的危险状态，因而同样被认为具有法益侵害性，并具有刑事违法性。 危险犯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其中具体危险犯是指已经导致了该当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地达到了现实化程度的行为。而抽象的危险犯则是指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对该当法益的严重侵害可能性而被具体构成要件禁止的行为，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 任何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或威胁的行为是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即使在危险与冲突不断加剧的当今风险社会，立法者为更好地防范风险与保障公共安全而在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以期能够对造成法益危害的行为予以提前规制，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仍应以违法行为对法益造成抽象危险为前提。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规定在刑法典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列在交通肇事罪之后，可知危险驾驶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该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利益；其直接客体，应该是道路交通安全。由此，根据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醉驾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从其在分则体系中的地位和罪名来看，危险驾驶罪的实质还应是“危险犯”， 没有威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便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只有当足以造成某种危险时才构成犯罪的既遂。从这个角度分析，并非所有醉驾行为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三、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来说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必要性，指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它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它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它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 台湾的林山田也说过，“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而刑罚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和维持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能够不使用刑法，而以其它手段亦能达到维持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手段。”

　　因为刑法调整的不完整性、刑法手段的最后性、克制性，刑法的谦抑性就要求用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手段，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该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把刑法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储槐植教授尽管主张我国的刑罚结构应当由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转变，以严密刑事法网，减少漏网机会，从而在减轻刑罚苛厉程度的同时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但我们不应忽视，严密刑事法网的前提是某种行为应当入罪化，并且入罪化所带来的利益会大于其所引发的弊端。而且，储教授在论述刑法结构调整时早就敏锐地指出，我国以前的刑法建立在“道德行政”为堤坝的基础上，对较轻的社会危害行为的规制主要依靠社会评论和思想教育来解决，必要时才动用行政手段，刑法只调整较重的危害社会行为，而这种模式在社会公德衰落的情形下就会发生刑法的基础危机，即决提现象。因此，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只能严格行政管理，对“一般危害社会秩序行为(违法行为)加强行政制裁，同时辅以思想教育，借以减少由小害变大害的数量，从而控制刑法圈”，把我国刑法建立在“行政道德”的基础上，以行政制裁为首要的刑法堤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罪增长刑罚加重，犯罪再增长刑罚再加重”这种使国家和社会的包袱越背越重的恶性循环。

　　从刑法谦抑性原则来看，醉驾不应当一律入罪，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不应该一味的定罪，应以刑法以外的法律对其规制。

　　四、从刑法定罪的当罚原则分析

　　当罚原则，又称为可罚性性原则，也是在犯罪认定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当罚原则表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时，不具有可罚性，因而不能认定为犯罪。根据可罚的违法理论，各种犯罪都被预定了一定严重程度的违法性，即使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如果其违法性极其轻微，没有达到法所预定的程度时，就不成立犯罪。

　　有学者对不应当施加惩罚的情形进行了概括：惩罚无理由，即行为本身不存在对社会的损害，无须防止；惩罚必定无效，即不可能达到防止损害的效果；惩罚无益或代价过高，即惩罚所造成的损害大于其能防止的损害；惩罚无必要，即损害无需惩罚就可防止或自己停止，也就是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来防止或停止。 我国刑法十三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中，明确地提出了犯罪具有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特征，尤其是刑法总则十三条对犯罪概念存在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实现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当罚性，不是说要对任何醉酒驾驶行为都要定罪判刑。“醉驾一律入刑”虽然可以在短时期能够对公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因为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形而失去刑法的公正性和适当性，并最终会因刑法过于苛刻而失去公众的信赖，使刑法陷入不能承受之重。在醉驾能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的严惩主张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

　　因此，从坚持刑法定罪的当罚性原则来看，醉驾不一律入罪与定罪的当罚性原则一致，符合刑法定罪的要求

　　五、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相关因素

　　综上所述，基于相关刑法基本规范和刑法原则以及刑法基本原理得出醉驾不能一律入罪，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醉驾是否定罪还应考虑醉驾的起因、醉酒程度、驾驶速度、驾驶路线、认知能力等具体情节，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正确的定罪量刑。

　　一是醉驾的时空环境。醉驾的时空环境主要是指影响醉驾行为危害性的时空因素，比如醉驾驾驶的时间、速度、路线、驾驶道路人流情况和车流状况等要素。如前文所述，危险状态客观存在于现实状况之中，是具有外在表现的客观存在。基于对醉驾行为所处时间、空间等路况信息的综合分析，能够有效地把握醉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的直接影响是否达到犯罪所要求的危险程度。比如，深夜的时候，醉酒人在人车稀少的道路上以很慢的速度或者短距离行使等情况，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危害是极为轻微的，往往难以威胁到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就应当按无罪处理。

　　二是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酒精含量是指单位血液中酒精成分所占的比重。酒精含量是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法律上认定是否醉驾的唯一标准。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者超过80毫克的认定为醉酒驾车。那么，通常情况下，酒精含量为85毫克和240毫克的醉酒人相比，两者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以及由此反映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会存在较大差异。在特定情况下，处于最低醉酒标准状况下的行为人可能不会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或者说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危险要低得多，将这一情形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醉酒原因。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醉酒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由于正常饮酒造成的，这也是醉驾性危险驾驶罪打击的目标。但是社会情况的复杂，并非所有的醉酒都是由于正常饮酒造成的，例如因食用了像含有酒精的食物、药品如豆腐乳、糟鸡(肉)、藿香正气水、漱口水漱口等造成的轻微醉酒的行为。像这类类情况的醉酒，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相对较轻，能否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及能否入罪还需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