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公共房产住宅计租试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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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因个人、媒体或者非政府组织批评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而被后者提起“天价赔偿”诉讼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往往因大公司集团面临的舆论压力或道德谴责而以和解告终，但是它所产生的“司法威胁”和“寒蝉”效应却非常明显:很多公民和媒体不再敢公开批评大的公司集团、政府部门等，因为他们害怕因此惹上“昂贵”的官司。这一类新型诉讼的出现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正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应当对这一类新型诉讼作出回应。

　　在传统民事诉讼上，通常有两项措施来保障诉讼程序的进行和正义的实现:一项是诉讼费用制度，即在诉讼开始前按照诉讼标的的大小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滥讼和浪费司法资源;另一项是对于法无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败诉，目的是为了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正义。然而，上述新型诉讼的出现使得这两项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这类诉讼往往是由实力雄厚的公司集

　　团(也可能是政府机关等)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个人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要求天价赔偿。这些原告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诉讼费用对他们不是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将其转移到生产成本中，相反，高昂的诉讼费用特别是律师费用对被告来讲反而成了一道巨大的障碍;最后的判决结果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在提起诉讼之前就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繁琐的诉讼程序向对方乃至社会大众传达某种信息。虽然许多国家有“恶意诉讼”侵权制度(我国学界亦有类似的建议)，但是由于“恶意诉讼”的认定门槛较高，上述新型诉讼很难构成“恶意”;并且即使最终被认定为“恶意诉讼”，也是在终局判决之后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这在时间上对被告极为不利。这类诉讼的存在要求对传统的诉讼机制进行变革。

　　这类诉讼被美国的学者称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并且这一术语后来在许多国家都获得了认可，用来指那些因非政府主体就公共利益事项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公开发表了意见，而据此对其提起的请求损害赔偿或者禁止令的民事诉讼。这类诉讼有以下几个特征:在主体上，一方往

　　往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公司集团或者政府部门，而另一方则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个体、非政府组织等;在起因上，往往是因为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批评或者作出了其他不利的评论;在诉由上，通常都“伪装”成名誉侵权之诉，但也有以商业侵权、侵犯隐私、滋扰等普通诉讼理由提起诉讼的;在诉讼金额上，通常都提出远远超出被告经济承受能力的“天价”赔偿额;并且这些诉讼通常都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80-90%)。这些特征同时也是判断“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标准。

　　在明知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的情况下，这些大的公司集团等之所以仍然提起诉讼，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赢得诉讼，而是将起诉作为一种策略，达到警告被告不要行使言论自由权并且也阻止其他人进行类似活动的目的。这类诉讼的实质就是通过玩弄诉讼程序，来对被告进行“司法威胁”、“法律恐吓”，使其不敢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公众参与等权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诉讼所产生的巨大的“司法威胁”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讲:第一是对诉讼的被告所产生的“特殊威胁”作用，被告往往因为繁琐冗长的诉讼程序而耗尽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无济于事，通常都不敢再就类似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第二是对一般公众和公益组织所产生的“一般威胁”作用，其他公众和组织也会出于对这类诉讼的恐惧而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益组织会收缩或者撤回其在争议问题上的教育、培训项目以及公众援助项目;第三是由于司法成了“威胁”弱势群体和公众的工具，这会严重危及到公众对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最终危及到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

　　基于这类诉讼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加拿大魁北克省经过3年的立法博弈，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第9号法案，对魁北克省《民事程序法典》进行修改，以“防止对法院的不适当利用并提升言论自由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也使得魁北克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省份。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2年就通过修改《民事程序法典》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美国已有29个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足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的发展趋势。

　　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立法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司法的提前干预。在原告提起诉讼以后，允许被告向法院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当然被告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除非原告证明了其获得胜诉判决的合理可能性，否则法院将批准被告的请求，驳回起诉。并且一旦被告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诉讼程序包括证据开示程序即行中止，防止原告通过繁琐的证据开示程序达到“威胁”的效果。司法提前干预的实质是在审判开始前就对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进行审查，有力地防止了原告通过繁琐的诉讼程序威胁被告的情况发生。第二是新的诉讼费用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偿金的创设。一旦原告提起的诉讼被认定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而被驳回，那么法院将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其由于应诉而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司法程序以外的费用，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被告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这一机制能够加大原告提起“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成本，并且避免被告因为此类诉讼而陷于经济上的困顿。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充分借鉴域外经验，在司法提前干预和诉讼费用分担机制问题上有所创新，以防范“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出现。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农民工犯罪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郭 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04级法律硕士 100038)

【内容摘要】“农民工”这一名称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名词，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经常让人们联系到“农民工问题”，其中包含着农民工犯罪率上升问题，社会对之非常关注。为什么会有农民工犯罪，我们应该有什么对策。
【关 键 词】农民工 农民工问题 犯罪原因 对策

1984年以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了。到90代达到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1978年至2000年间，中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1.3亿人，平均每年591万人 。据南方网讯有关调查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1.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3亿。这个数字令人忧心忡忡。农民进城市本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可是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艰难，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
“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
一、农民工具有的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
据有关统计，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8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资，所以他们中多数人的文化娱乐支出都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过二三十元。
经济上贫困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
（二）、生活质量低下
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农民工，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衣着方面，因为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粗、重且脏的活计有关，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居住方面，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极为普遍且令人头疼不已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也往往与他们有关。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作地点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三）、文化生活单调
从目前农民工就业分布来说，在许多城市，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二者相比，从事娱乐、餐饮、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农民工，还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生活，比如看电视和报纸。但从事较为艰苦的建筑业的农民工则90％以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聊天、睡觉、打牌赌钱、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少数民工偶尔也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看电视或去广场看电影和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没有保证。
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加之又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用看黄色录像或书刊的方式来打发时间。
（四）、中青年居多
据有关方面统计，现在人均耕地低于一亩的地方，出来打工的农民大约95%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五）、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大多是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其中绝大多数人初中尚未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在这些行业里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自然也就不高，在城市生存的能力就弱。
（六）、法律意识不强
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农民工是法盲。
（七）、具有群体性特征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一般大伙是一个村的，要不是一个大队的，要不是一个乡的，要不是一个县的，要不是一个省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的，我们经常能在建筑工地能听到操着同种家乡语音的农民工们在一起聊天。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二、由于农民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导致农民工犯罪呈现如下特点
（一）、涉案人员中青年比例高。据某法院统计，在一年的农民工犯罪案件中，472名被告人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30岁以下的383人，占总人数的81.1％。
（二）、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据某法院统计，被告人中，文盲14人，小学文化130人，初中文化221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初中尚未毕业，可见，有很多人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来到城市打工。
（三）、涉案人员就业情况不稳定。被判决的被告人中，没有工作的为317人，占总人数的67.2％。而其余的被告人中有失业经历的达八成之多。还有一部分被告人虽然找到了工作，但系临时用工收人很少。
（四）、涉案人员中有前科人员占一定比例。被判决的被告人中，累犯74人，曾受过劳动教养的32人，还有一部分人受过不同程度的治安管理处罚。并且这些人流动性强，再次犯罪率高，受过法律处罚不久又到别地重新犯罪，屡罚屡犯，有的甚至刚被刑释就在服刑地重操旧业。
（五）、犯罪类型以侵财性案件为主。472名被告人中，犯盗窃罪的306人，抢劫的40人，抢夺的14人，诈骗的9人。
（六）、“同乡”纠集进行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来自一个地区的占案件总数的74％，他们或为邻居，或为亲戚，有的甚抢劫等侵财性案件的增多。
三、农民工犯罪日益增多，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说法颇多，理由各异，我以为导致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城乡生活的差距是造成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
农民工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听信，老乡的介绍，或者根本不作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由于素质偏低，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获取工作、的机会短缺、竞争压力激烈，他们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或者从事低收入高强度劳动。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沦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抱着发财梦想的农民工一方面怀着城市致富的高期望动机，一方面承受着生存境遇艰难、生活环境恶劣。的残酷现实，二者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方面农民工最终选择违＿法犯罪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借．以获取生存的资源，由此导致了盗窃。至是亲兄弟。只要一人产生犯罪意图，总是想到找同乡帮忙。
（二）、法律调控手段的不力
目前，应付社会犯罪的专门机构普遍力量不足，经费不充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社会犯罪日益严重化、规模化、组织严密程度提高，法律调控机构控制的松懈和能力的不足自然为铤而走险的农民工犯罪提供了冒险一试的环境。另外，我们的执法工作者在处理农民违法犯罪行为时的简单做法和歧视的态度，要么减少了农民工求助公共部门的欲望，要么增加了农民工对公共部门乃至社会的不信任感甚至敌视情绪。这些都为农民工走人违法犯罪的歧途埋设了伏笔。
（三）、教育不到位，腐朽没落思想乘虚而入
近几年，随着高校的连续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在社会特别是农村形成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有大量的适龄儿童只上完初中甚至小学，就算“完成学业”。这部分人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精神空虚，抵抗能力差。常会因一些琐事而引起争斗，从而酿成大祸。同时，腐朽没落的文化渣滓也乘虚而入，他们禁不住诱惑，学习影视剧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闯入法律的禁区。
（四）、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时有发生
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工头老板经常无故苛扣民工的打工费，甚至根本不予兑现。农民无论是在家劳动，还是外出打工，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很容易为了生计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五）、心理失衡，好逸恶劳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较快，面对社会财富分配多元，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农民工出来心理失衡，既羡慕他人出手阔绰尽情享受生活，又不愿意通过诚实劳动创造财富，而是想通过非法渠道快速致富，最终却是身陷囹圄。
（六）、劳动保障机制不健全，就业环境有待改善
由于盲目流动，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再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2002年一家企业因拖欠民工工资，就出现所雇佣的三名民工将企业的部分生活用品拉回家中的现象。
四、应采取的对策